“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打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近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杨长湧接受了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

问：过去，中国吸引外资主要靠优惠政策，现在要更多靠改善投资环境。对此，该如何理解？

答：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利用外资面临的形势和环境也发生着深刻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直接投资流量大幅下降，近年来虽在波动中呈现恢复性增长，但一直未达到危机前高点。目前，各国纷纷出台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加快签订各类投资协定，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对有限投资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

随着国际产业布局深刻变化，主要发达经济体力促再工业化、力推资本回流、力争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我国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招商引资中面临发达经济体的压力。同时，东南亚、南亚等不少发展中国家利用低要素成本优势大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方面也会对我国形成挤压。

从国内看，我国主要依靠低要素成本吸引外资的优势已经消失，而广阔市场空间、良好人力资本和产业配套能力等三大新优势已初步形成。要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关键在于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打造更加法治化国际化的规则体系和制度环境，使其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

此外，过去外资企业主要看重我国的优惠政策，期望享受土地低价供给、税收优惠等政策红利。随着我国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外资企业更看重我国营商环境的法治化、便利化，期望在市场准入、行业竞争、法律实施等方面与内资企业享受平等待遇，要求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更好开拓内需市场。

问：从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看，要改善投资环境，需要实现怎样的转变？

答：从市场环境看，发展经验已经深刻表明，谁掌握了市场需求，谁就在吸引投资方面掌握了最大主动权。因此，我们必须着力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目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不少跨国公司都将开拓中国市场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这就要求我国系统设计政策框架，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措施，打造世界上最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消费群体，将内需潜力真正释放出来，让广阔市场空间成为吸引外资的强大磁场。

从制度环境的角度看，随着外资企业诉求深刻变化，优惠政策在良好营商环境中的重要性下降，我们应着力从政策优惠向制度规范转变。这就要求我国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等开放高地建设为主要抓手，对标国际高标准，形成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通过向全国复制推广相关经验，完善法治化国际化投资环境，极大降低市场主体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